青年导演刘博文。受访者供图

　　高一的时候，刘博文第一次到北京旅行。无意中走到中央戏剧学院门口，他惊呆了，“南锣鼓巷，这样一个闹市中的闹市，仿佛一片世外桃源”。看到了满墙的爬山虎，看到了学生在实验剧场门口朗诵，还远远看到操场上有人在打球……刘博文觉得自己找到了理想中的大学，同时一下子想到，“该好好学习了”。

　　刘博文考入中央戏剧学院电影电视系，后来，他成为一名导演，执导的第一部院线电影《来福大酒店》已经开启点映。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时，刘博文说：“创作和拍摄过程中，我又有了在大学拍毕业作品的感觉。”

　　《来福大酒店》围绕着一家可以陪看病、替取药、帮问诊的“来福大酒店”展开，讲述了一群陌生人彼此帮扶取暖，最终成为“一家人”的治愈故事。

　　“病友之家”的概念并非凭空杜撰，灵感来源于刘博文的真实见闻。从北京、广州到东北，他发现许多大城市大医院的周边，汇集了五湖四海来看病的病人和家属，他们自发组成了一个个“求生岛”。在刘博文看来，那是一个个“生命旅馆”，这也是“来福大酒店”中来福“life”的含义。

　　一次，在东北的一家小旅馆中，女老板让刘博文印象深刻。“她养了一只小狗，有一种天然的松弛感。旅馆里住了各种各样的人，大家也不悲观，热热闹闹的，有一种互帮互助的邻里感觉，特别有生命力。”刘博文回忆，当时看见几个人挤在楼道里打麻将，楼道很窄，其中一个就得坐在自己屋子里，这些细节都融入了《来福大酒店》。

　　“我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人。拍摄此类题材，我不想加重大家的忧虑，而是想带来一些真情的、温暖的东西。”刘博文说，他希望“来福”能给人一点“乌托邦”的感觉，但同时是现实的、真实的，“我称之为表现型现实主义”，“希望我的电影像一把钥匙，让观众看了之后能对这些人群有所了解”。

　　刘博文的作品，似乎总与“生老病死”有关。从执导的网络电影《哀乐女子天团》到院线电影《来福大酒店》，这个命题有一种特别的力量触动他。“我们谁都没有体验过死亡，但又与死亡多少有一些间接的联系，比如长辈的离世。”刘博文说，“这可能是一种对人类的善意提醒，由此我们知道人的终点将去何处，更知道当下生命的可贵。”

　　刘博文希望通过作品传递一种积极的生命观，就如《来福大酒店》中的一句台词，“死不可怕，可怕的是等死”。当人的终点都是一样的，那过程中是随意荒废，还是把握当下，人生将是截然不同的状态。“讲死亡，其实是在讲怎么更好地活着。”刘博文说。

　　刘博文1992年出生在山东一个传统家庭，自幼受“百善孝为先”的教育，亲情的浓度很高。他认为，“家”的概念是中国人与生俱来的，仿佛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也是坚强的后盾。”刘博文说，“电影中的‘病友之家’也是一个家，主人公也一直想要回到自己的家，这是特别‘中国’的表达。”

　　刘博文的父亲是一个浪漫的人，“母亲用稿费给父亲买了第一台电脑，从那以后，父亲就常常带着我一起观看《狮子王》《泰坦尼克号》《海上钢琴师》的DVD。在耳濡目染下，我对艺术也越发感兴趣”。

　　刘博文觉得自己很幸运，考入中戏后，爱好与专业合二为一；毕业后，正值互联网兴起，他在网络影视领域开始导演之路，也逐渐积累口碑。

　　“只要有机会拍长片，我就一定要抓住，我不能让摄影机停下来。”最初进入院线电影时，刘博文意识到，这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一切都要从零开始”。“第一步尤其难，前期筹备是最大难点。院线电影运作的逻辑更为复杂。每当面对质疑，我都需要想尽办法让项目更扎实，来打消他人的顾虑。”

　　近年来，多位青年导演的处女作，初登院线就一鸣惊人。“我从出生到现在都生活在一个向上、快乐的氛围中，很多同龄导演也是如此。时代塑造了我们，没有人能脱离时代。这一代青年导演，有一种天然的自信和松弛感。”刘博文说。

　　自信来源于时代，“每一代电影导演，都是在时代的浪潮中找寻钟爱的特质，并将这些特质融入创作中，形成自己的风格”；松弛感也来源于时代，刘博文并不想“灌输”给观众自己所认为的世界的样子，而是想和观众“聊聊”。

　　“我从自己和身边朋友的经历看到，这一届青年导演大都是‘行动派’，不会因为一个项目不是特别满意就不拍，不会定一个形而上的大目标说‘我想做导演’。我们会选择先行动起来，把大目标分解成一步一步可及的小目标。在一个片子里，即便只拍到一个镜头让自己有所成长，也是好的。在这个过程中，你也在不断储备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刘博文说，时刻做好准备，就等待一个机会；只有做好准备，才能抓住机会。

　　“人生的机会就那么几次，但只要我们不轻易放过，也许它能成就我们。”刘博文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实习生 张晨露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