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近日，全球三大国际评级机构之一惠誉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下调至“负面”。这种看似科学的评级机制背后总是暗藏着经济政治利益纠葛，评级机构和银行、投资基金、经纪人等利益相关方一起，将信息进行过滤之后再传递给公众，造成了事实的扭曲。中国的工业在一些领域已经形成了巨大的比较优势，信用降级并不能阻挡中国经济的发展。

　　尽管有一些“主流”理论家不停地试图说服普通人：经济学是一门“精确”的科学，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会使用图表、方程式和统计数字等工具进行预测，看似科学，但背后的动机可能是出于政治目标或受金融市场和跨国企业的利润驱动。银行、投资基金、经纪人、股票和期货交易所、公务员、经济学教授、经济新闻记者和评级机构，共同组成了一个大系统，就像一台运转良好的机器一样，先把信息进行过滤之后再传递给公众，以服务于以上各方的利益。

　　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是这种操纵的典型例子：流动性很差的房地产证券被包裹上一层“金纸”，美其名曰“债务抵押债券”，然后像真的金条一样在全球金融市场上出售。标普、穆迪和惠誉等主要国际评级机构为这些债务抵押债券给出最佳信用评级——AAA。这种具有欺诈性的风险分类，让世界各地的银行和投资基金遭受了巨大损失——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再讨论。

　　4月9日，惠誉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下调至“负面”，理由是中国经济在转向新增长模式的过程中面临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包括房地产和人口问题、国家债务问题，以及经济增长率下降问题等，这将给公共财政带来风险，导致中国经济前景“恶化”。

　　当评级机构发布评级时，它通常会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这个预测之所以会成真，至少部分原因是人们相信或期望预测是准确的。仅仅给某人或某事物贴上标签，就足以影响人们对这个人或事物的看法，并产生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考虑到市场主体的从众心理，负面消息可能引发针对一家公司或一个国家的集体投机行为。

　　然而，尽管评级下调的举动是在试图动摇市场对中国经济信心，但事实将继续证明，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不可阻挡的。中国的工业在一些领域创造了巨大的比较优势，比如在电动/混动汽车和清洁能源发电设备领域。没有其他国家在经济脱碳方面的进展比中国更快。去年，华为成功克服了美西方针对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制裁，推出了使用国产芯片的高端智能手机。

　　没有哪个经济体不面临挑战。在中国，发展水平的上升也催生了新的矛盾，中国政府正在积极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先进制造业，这将使中国工业发生质的变化。困难正在变成机遇。在这一背景下，评级机构试图通过“降级”来宣扬悲观情绪，无异于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为了更好理解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机制，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他在2004年出版了《无罪欺诈的经济学分析——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相》一书，在这本书中，他分析了2000-2001年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他写道：“在经济领域，尤其是金融领域，预测未知和不可知是一项备受珍视且往往回报丰厚的职业。因为预测的东西是别人希望听到的，是他们希望从中获利或得到回报的东西。这种希望或需要掩盖了现实。因此，在金融市场，哪怕是最基础的错误，也会让人们庆祝，甚至欢迎。”

　　加尔布雷斯的这种观点很值得深思，因为它揭示了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家所做研究和预测背后本质的隐藏逻辑：在“经验证据”的背后，总是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因此，信用评级机构的行为值得密切关注。

　　美国著名记者迈克尔·M·刘易斯研究了这些机构在次贷危机中扮演的角色，他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在实际操作层面，风险机构总是声称他们的风险分析是仅供参考的“意见”，以此将自身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他说：“2008年，大量次级债相关债券的评级被证明毫无意义，因此，当初为它们评级的意义究竟何在引发了激烈争议。长期以来，华尔街投资者将这种评级解读为违约的可能性——从历史上看，AAA级债券在发行第一年违约的几率不到万分之一，评级第二高的AA级债券违约几率不到千分之一，而评级为BBB的债券违约几率不到500分之一。但到了2008年，评级机构却说，他们从未打算将自己的评级作为精确的衡量标准，评级只是评级机构对风险排序的‘最佳猜测’。”

　　当我们面对风险机构的“意见”时，我们需要非常小心地对待所披露的信息。他们展示的图表、模型和方程式背后永远隐藏着利益。此外，我们需要仔细分析现实，不要让自己被有偏见的信息所误导。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必须再次强调一个古老的教训——要实事求是，而不能先入为主，此次惠誉下调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一事尤其如此。

　　本文原文发表在中国日报国际版，原标题为 "Consider facts, not the 'opinions' of global credit rating agencies"

　　出品：中国日报中国观察智库